前言
汪精卫卖国投敌，他的妻子陈璧君究竟起了多大作用？大汉奸陈公博有一句妙语：“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，没有璧君也不至败事。”
1949年，毛泽东曾接受宋庆龄的建议，考虑过给陈璧君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当时毛主席提出了一个条件，但却被陈璧君拒绝了。
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？为何至死都不承认自己犯的错误呢？而她，在汪精卫通敌卖国的道路上，究竟充当了怎样的角色呢？
陈璧君也曾有过一段奋发向上的历史
1951年，陈璧君60岁时在上海监狱亲笔写了洋洋5万余言的供词，那一页页真书繁体的蝇头小字，虽然有大半篇幅是在为自己评功摆好，但只要认真看下去，便不难看出她背叛祖国的罪行。
陈璧君这个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各种角色的女人，其实也曾有过一段努力拼搏、奋发向上的历史。
1891年11月5日，陈璧君出生在马来西亚槟榔屿乔治市，她的父亲是一个识字的商人，母亲则是农家女，也认识一些字。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很严，所有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都会被送去念书。陈璧君虽然是女孩，但在幼小时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，加之她天生的聪明伶俐，好学上进，在校学习时成绩一直都很好。
1905年，陈璧君到日本留学，这时汪精卫也在日本，他们都加入了暗杀团，经常在一起活动，两个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在日本留学期间和回国后，陈璧君朝气蓬勃，满腔热忱，参加推翻封建王朝和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，在黄花岗战役中表现得很勇敢。
1912年，陈璧君又与汪精卫赴法国留学，1920年赴美国说明陈炯明叛变革命的真相，1929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，她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。总之，陈璧君在日寇侵华前对中国的革命事业是有所贡献的。
但是，
由于她好出风头，野心勃勃，权力欲太强，1937年以后便和汪精卫等人演出了一幕幕妄图投靠日本帝国主义，建立汪氏王朝的罪恶丑剧。
在她的供词中有这样一段话：
“自卢沟桥事变，蒋（介石）一年而失中国土地之半，且敌人未到，便弃地先逃。如真抗战，当使敌人得我寸土，亦如口吞炽炭，先将其口伤半死，燃（然）后始得暂时下咽。如此容容易易，便一省一省得去，恐非所谓抗战……故汪（精卫）以为既‘不能’、‘不肯’抗战，不如遂和，以保存尚未丧失之地、人民，以（已）沦亡之省，亦可除图收复。”
这段文字虽然半文半白，曲曲折折，但不难看出，她是在说由于蒋介石不能抗日，不愿抗日，汪精卫才主张跟日本谈和，向日本投降的。
在这段话里，不管她如何为自己开拓罪责，也无法掩盖汪精卫卖国投敌的嘴脸。
其实，汪精卫、陈璧君叛国投敌的谬论，远远不止这些。
陈璧君在汪精卫身边扮演的角色
陈璧君在社会上泼辣，好出风头，在家庭里也是她说一别人不敢说二，这是当时人们所共知的。那么，她在汪精卫卖国投敌的罪恶活动中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呢？这在陈璧君的供词中丝毫没有提及。不过
大汉奸陈公博倒有一句绝妙的评语：“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，没有璧君也不至败事。”
事实的经过是这样的，1938年7月前后，蒋介石通过陈布雷，多次派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秘密赴日谈和。可是
高宗武表面是为蒋介石作事，暗地里却秘密勾结日本特务，从中探听到日本认为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演“双簧戏”，对蒋介石既主动探询条件而又迟迟不表态非常生气，决定以蒋介石为和谈对手，而对汪精卫很感兴趣。
蒋介石得知高宗武和日本特务勾结，了解了日本人的心理后极为愤怒，叫来秘书长陈布雷大发雷霆：“高宗武是个混蛋，谁叫他到日本去的？”
陈布雷被责问得目瞪口呆，无言以对。他心里觉得很委屈，是你蒋介石让我派人去日本探询谈和条件的，再说高宗武通过日本特务得来的情况是真实的，这些没有什么错呀，再说，你蒋总裁不是多次告诫我，政治就是秘密，秘密以外无政治。政治家左手做的事，右手不必知道，现在怎么责怪起我来了。
陈布雷见蒋介石那本来就冷峻的面孔气得铁青，没敢作任何解释，第一天就下令停支高宗武的活动经费，并命令他立即返向汉口。
高宗武回到汉口后，得知蒋介石很讨厌他，便想依靠汪精卫。
他和陶希圣秘密商议对策，两个人商定，如果蒋介石不愿出面投降日本，就把汪精卫捧起来另搞一套。
很快，周佛海、陶希圣频频拉拢汪精卫，鼓励他站出来。并经常到汪精卫家，暗暗勾结陈璧君，让她作内应。汪精卫对抗战本来不抱有信心，陈璧君深感寄人篱下，日子难过，夫妇俩商量如果有朝一日，能独立为王，虽然丢了东北五省，朝廷小，却是一方天子。
周佛海和陶希圣把汪精卫夫妻的心思转告给高宗武，高宗武积极活动起来，
他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二部秘书主任梅思平（高宗武的同乡，两人关系密切）以汪精卫代表的名义，和日方特务在上海重光堂订下秘密协约，协约的内容是让日方支持汪精卫建立反蒋介石反共产党的新政权，然后再进行中日谈和。
1938年10月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二秘书部主任梅思平把秘密协约带回重庆，通过周佛海、陶希圣转交给汪精卫和陈璧君，并为推祟汪精卫当傀儡献计献策。
陈璧君大喜过望，以为汪精卫就要登上一国之主的宝座了，
非常亲热地留住了梅思平，特意为他设宴辞行。
梅思平走后，周佛海、陶希圣等人忙开了，他们为跟随汪精卫逃往国外，摆脱蒋介石的控制东奔西走。陈璧君也为这几个人顺利出走，尽心尽力地奔波。10月上旬，她带着刚从越南回国的侄子陈春圃，去湘桂两省，窥探抗战准备的虚实，多次约晤游说当年云南省主席龙云，作出了先通过昆明去越南河内的决定。周佛海、陶希圣按照他的决定拟定了行动计划，11月5日，周佛海一人先飞抵昆明作接迎汪精卫的准备工作，12月8日，汪精卫一行人在重庆起飞。
但是，中途突然发生意外，12月6日，蒋介石从前线火速飞回重庆。命令陈布雷打电报给周佛海，要他立即返任。
汪精卫和陈璧君以为行动计划暴露，吓得坐卧不宁，马上派人四处探听消息。
他们闹了一场虚惊，原来是将介石在前线心血来潮，决定召集全体年轻的中央委员训话。这样的会议，按照惯例，国民党副总裁是可以不参加的。于是汪精卫当机立断，立即启程。
在汪精卫离家前几十分钟，陈璧君等人就已赶到了重庆珊瑚坝机场，恰巧空军司令周至柔也正想搭乘这架飞机去昆明，陈璧君左等汪精卫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急得鼻子上沁出了汗珠。
但她到底是个有心计的女人，她见周至柔站在那边东张西望，便示意随行的曾仲鸣上前去与周至柔寒暄，婉转地告诉他汪夫人有事去昆明，周至柔丝毫没有产生怀疑。
预定起飞的时间就要到了，而汪精卫仍踪迹杳然，陈璧君嘱咐随从：“去向机场说明，有汪先生搭机，令飞机暂缓起飞。”可是陈璧君的话音刚落，一辆汽车就从珊瑚坝上疾驰而来，汪精卫随卫士上了飞机。周至柔看到汪精卫夫妇，急忙谒见，直到飞机起飞时，陈璧君才告诉周至柔，汪先生是去昆明讲演。
汪精卫在昆明停留24个小时，于翌日下午从昆明起飞，傍晚飞抵河内。汪精卫、陈璧君离开重庆后，按事先布置，国内马上有人为他们造舆论说：“蒋、汪之间，对战争的看法是一致的，分歧点只是在中共问题上。汪认为惟对日和平，而后可以有力量对付中共；蒋则认为惟有继续抗战，才能堵塞共产党的嘴，至少，和谈不应让中共知道。”
汪精卫夫妇和陶希圣、周佛海、曾仲鸣这五个汉奸到了河内后，汪精卫先带着曾仲鸣留在河内，由周佛海、陶希圣急赴香港进行活动，陈璧君则往来于香港、河内之间进行联络。汪精卫从昆明起飞前曾密电陈公博在河内相会，陈公博立即动身冒险乘飞机来到汪精卫身边参与叛国活动。
12月20日，日本发表近卫首相第三次招降声明，汪精卫一听到声明，立即呼应，马上把事先拟好的电稿交给陈公博带往香港，并嘱咐说尽快去找顾孟余、周佛海让他们研究商量后，交给林柏生在香港发出去。
顾孟余见此电稿，表示不能发，陈公博表示无可无不可，周佛海则竭力主张发出去。林柏生说：“汪先生此电是指定交给我发的，你们如果不同意，我也要发出去，责任我负，反正不要你们出名，你们无权反对。”
就这样，汪精卫臭名昭著的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主张，对日停战，进而商谈“和平”的电文，终于在1938年12月29日经林柏生的手发出去了，留下了历史的罪证和子孙后代唾骂的话柄。
自从汪精卫的电文在香港发表后，蒋汪的矛盾已进入白热化，汪精卫也一天比一天孤立了。为了摆脱困境，汪精卫和陈璧君秘密商量策略。可以说
陈璧君是汪精卫的得力助手，他每前进一步都有陈璧君的“功劳”，没有陈璧君的出谋划策和外交手腕，汪精卫不一定能攀上国民党副总裁的位子。
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汪精卫还得问计陈璧君。
陈璧君主张让得力助手叶蓬把部队带到广州，汪精卫则主张搬家，直接去法租界住，然后再去法国。最后，陈璧君坚持按自己的主张行事，她叫陶希圣找叶蓬商量。
陶希圣来到金神父路见到了叶蓬后说明了来意，叶蓬说带部队到广州是无法做到的事，一是部队不强大，没有战斗力，二是调动部队还需要日方协助，三是即使是到了广州，仍然是寄人篱下，抬不起头来，和在上海没什么两样。于是，陈璧君不得不收起另立山头的主张。
日本特务得知汪精卫的处境后，立即来到愚园路，汪精卫向他表示了要迁居并发表声明的意思。
汪精卫说一句，特务在日记本上记一句。当汪精卫说完后，特务站起身郑重地说：“我立即回东京，报告首相，请求出面干涉。我马上协助汪先生迁居，并请法租界捕房布防。”
当天，法租界捕房就调动200多巡捕，散布在福履理路一带，保护汪精卫迁居于此。同时，汪精卫召集属僚会议，宣布日本特务帮他迁居的事，还介绍了他与特务影佐会谈的经过。当他说到影佐的泪珠滴到日记本上时，放低放慢了声音：“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的。”
会上，陶希圣站起来发言：“汪先生是不是相信影佐的眼泪？……”还没等他把下句话“那是鳄鱼的眼泪”说出来，就有一个人大声吼道：“你这话太过分了！”第二天早晨，陈璧君对陶希圣说，日本特务影佐动身回东京去了，等他到上海再说，昨天的事暂时就不要提了。
这只是汪精卫、陈璧君不信任陶希圣的烟幕，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行动并未就此收敛，反而达到顶峰。
12月下旬，周佛海、梅思平、陈公博和日本人的秘密谈判将告完毕，陈璧君派人往香港力促陈公博来沪，“要纲”文件略有修正，但主要内容没变，汪精卫定于12月31日正式签字，这时，一好友密告陶希圣，说有人要暗杀他，陶希圣称病没有参加签字。
1940年元旦，为了不引起汪精卫怀疑，陶希圣抱病到愚园路给汪精卫一家拜年。陈璧君拖住陶希圣劝他补签密约。陶希圣回到家后正赶上高宗武来给他拜年。陶希圣满怀抑郁地对高宗武说：“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，你怎么办？”高宗武脱口而出：“走了吧！”
事实上，高宗武自从妻子受到宋美龄派人引诱，自己又被军统分子威胁后，就产生了逃离开这危险境地的念头。他通过熟人与杜月笙挂上了钩，杜月笙请示蒋介石后派人替高宗武预订了船票，并希望他与陶希圣同行。
1940年6月4日，在杜月笙手下人的严密保护下，高宗武按照预订计划登上了美国轮“胡佛总统号”。陶希圣则扔下老婆和三个孩子，独自一人乘车来到南京路国泰饭店，从饭店大厦后门换乘出租汽车，直奔黄浦江码头，顺利到达香港。
汪精卫和陈璧君得知陶希圣逃离上海去了香港，大为惊骇，二人唯恐一直参与卖国活动的陶希圣将他们的阴谋扬于天下，便派出一批又一批便衣侦探往返追踪。
陶希圣的妻子冰如去找陈璧君，陈璧君见到冰如后劈头就说：“我派人到你家里去，你总说你是陶家的亲戚，不承认是太太，你是做什么政治工作的？”
冰如见陈璧君气势汹汹的样子有些害怕，她低声说：“我是乡下人，不知道什么政治，希圣做什么事也不告诉我。听说他去香港了，把我和孩子都扔到这里了。”说到这时，她擦了一下眼睛，“我决定自已去香港，把他拉回上海。”
陈璧君把目光转向汪精卫说：“这要看汪先生的意思了。”
汪精卫开始什么也没说，恰好这时，
有人送一封信进来，汪精卫拆开一看面色大变，原来是陶希圣从香港寄来的，信中写到“如果陷害家属，我就要走极端。”
无奈，汪精卫和陈璧君答应派冰如去香港。冰如刚走，陈璧君就把陶希圣的三个孩子扣留在上海作了人质。
一到香港，陶希圣就让冰如给陈璧君打电报，说“希圣即可偕返上海”。随即，他暗地里请杜月笙帮助筹划，救出在上海作人质的三个孩子。
1月20日，三个人质被秘密送回香港。
1月21日，陶希圣和高宗武把汪精卫的卖国投敌秘密“要纲”通过重庆派到香港的中央通讯社长萧同滋全文披露了出来。
高宗武和陶希圣的拆台，不先不后正在汪精卫的阴谋即将得逞之际，青岛会谈已经进入关键阶段，这给汪精卫所标榜的“还都”以沉重的打击。
当时陈璧君正在家，她闻讯后暴跳如雷，把一腔怒火都发在了手下人身上。但这个老练的女人很快冷静下来，想出了对策。她立即把自己的亲侄子叫来，急切地吩咐说：“春圃，陶希圣、高宗武两个坏蛋在报纸上公开了你姑父和日本人的密约，快，你马上以‘汪主席随从秘书长’的名义发表谈话辟谣。”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陈公博从香港拍电报到广州，对陈璧君说，日本人愿意接他们走。但此时陈璧君已和褚民谊商定，哪也不去。
9月10日，国民党派出华南特工主任郑鹤影，让陈璧君和褚民谊去重庆开会。
狡猾的陈璧君一看这是圈套，褚民谊则苦笑说：“时至今日，管他真假。”
此时，一向临危不惊的陈璧君也乱了方寸，简单地收拾一下，就于9月12日和褚民谊跟随郑鹤影在全身美式装备的翟英基“保护”下至朱江岸边登航。船行至中途，郑鹤影又出示另一份电报，说褚民谊有事留成都，嘱先将陈璧君及随行人员送至安全地区妥为保护。
当晚换乘小艇开进一条小河，上岸后看到一幢高大楼房，四面临水。陈璧君一进大门，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，走进内厅，才发现财政厅长已比她先到一步，她一切都明白了，蒋介石是不会轻饶她的。
顽固不化，陈璧君错过了最后一次机会
1945年10月，陈璧君以“背叛祖国罪”被判处无期徒刑，押往苏州司前街看守所。
1949年7月1日，陈璧君又被转押到上海监狱女监囚禁。
其实直到那时，陈璧君还不是死路一条。新中国刚成立不久，宋庆龄与何香凝曾一起向毛主席求情过，她们认为，陈璧君的问题和汪精卫还是有着不同的，毕竟汪精卫是决策人，陈璧君只是参与者。
对此，
毛主席也决定给陈璧君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但主席提出，陈璧君要写出一份认罪声明。
于是，宋庆龄就和何香凝一起写了封信给狱中的陈璧君，希望她接受毛主席的建议，把自己的罪状写下来，但却被陈璧君拒绝了，因为她始终坚持，自己没有卖国。
在狱中，无论管教怎么劝说，陈璧君都当做没听见。
管教让她写出自己犯罪的过程，陈璧君却提起笔来，挥挥洒洒，写出了洋洋万言的“革命史”。
1952年，67岁的陈璧君病倒了，管教让人把她抬到医院。在医院里，陈璧君接受了良好的治疗，为此，她还在住院期间的思想汇报中写道，自己终于了解了为什么人民政府能得到人民的信赖和拥护，这是因为政府的工作人员品质优良的缘故。
后来，
陈璧君在一些生活琐事上，思想改造见些“成效”，但在重大的问题上，诸如她如何协助汪精卫叛国投敌，祸国殃民这类政治问题上，她的思想改造却收效甚微，甚至可以说是顽固不化。
1959年6月17日，陈璧君在上海监狱死去，而她子女早已四散海外，直到第二年，骨灰才被人领走，至此，结束了她罪恶的一生。